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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姥山国兴寺探古

2023-06-10 20:23:18 54

摘要:石刻 李步登 摄石井 徐龙近 摄残碑 李步登 摄太姥山楞伽宝塔 李步登 摄国兴寺遗址 白荣敏 摄 □白荣敏太姥山国兴寺,位于太姥山风景区内,坐落在乌龙岗东麓峡谷一处相对平坦的山坳中。南宋淳熙《三山志》记为“国兴院”,明万历四十四年《福宁州志...

石刻 李步登 摄

石井 徐龙近 摄

残碑 李步登 摄

太姥山楞伽宝塔 李步登 摄

国兴寺遗址 白荣敏 摄

□白荣敏

太姥山国兴寺,位于太姥山风景区内,坐落在乌龙岗东麓峡谷一处相对平坦的山坳中。南宋淳熙《三山志》记为“国兴院”,明万历四十四年《福宁州志》记为“兴国寺”,清乾隆《福宁府志》则记为“兴福寺”。因太姥山高处摩霄峰有白云寺(又名摩霄庵),二寺在太姥山地位显著,里人呼白云寺为“上寺”或“上院”,国兴寺则被呼为“下寺”或“下院”。寺名“国兴”或者“兴国”,寄寓着对国家兴盛的宏大祈愿。如今的国兴寺,为上世纪末新建,有大雄宝殿、太姥圣殿、地藏王殿、客堂等,新建殿堂呈线型依山分布,前沿紧挨旧国兴寺遗址。国兴寺遗址2005年被公布为福建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,因考古发掘,目前遗址上旧基裸露,大量建筑构件遗存露天堆放,中殿遗址上七根大石柱岿然矗立、直指云天,令人触目浮想:这样的一座寺院,始建于何时?历史上有过怎样的辉煌?本文就围绕这两个问题做一番探讨,来一次国兴寺的“探古”之旅。

始建时间

关于国兴寺的始建时间,由于史料记载不一,如今也没有一个定论,这里试着根据现有史料进行粗浅的分析,意在抛砖引玉,就教于方家。

目前可见记载国兴寺的最早史料是林嵩的《太姥山记》。林嵩,福州长溪县赤岸(在今霞浦)人。唐咸通年间,在太姥山麓之灵山建草堂读书。乾符二年(875年)进士,在朝中任职。广明元年(880年),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,林嵩束装归里,栖居太姥山旁的灵山之中,纵情山水,期间游览太姥,并作有《太姥山记》。其文曰:

山旧无寺,乾符间,僧师待始筑居于此。……游太姥者,东南入自金峰庵;东入自石龙庵,即叠石庵;又山外小径,自北折而东,亦入自石龙庵;西入自国兴寺,寺西有塔;北入自玉湖庵,庵之东为圆潭庵。国兴寺东有岩洞,奇石万状……

文章说太姥山本来没有寺院,是唐代乾符年间有一个叫师待的僧人开始在山上建寺居住,但没有明指师待所建是哪座寺院。文章紧接着提到金峰庵、石龙庵(叠石庵)、国兴寺、玉湖庵、圆潭庵等多座寺庵,后面还提到白云寺(包括摩尼宫),如果此文为林嵩所作可信,那么林嵩时代太姥山就已经有了这么多座寺庵,国兴寺是其中的一座。

我们再来看南宋淳熙《三山志》对国兴寺的记载:

国兴院,望海里,大中祥符四年置。太姥山旧名才山,《力牧录》云:“容成先生尝栖之。”……王烈《蟠桃记》……林嵩《记》云:“先是无寺,乾符间,僧师待始筑居于此,乃图其秀拔二十二峰示林陶。陶因名之……”

《三山志》的体例,“寺观”后附“山川”,所以把太姥山的有关情况放在“国兴院”条下介绍,而且,在太姥山的介绍后面,还附了林嵩《太姥山记》的部分内容,这使人不得不对林嵩《记》中所述“僧师待始筑居于此”的这座寺院与国兴寺有更多的联想。

但是,《三山志》中的这段“国兴院”文字有一个“细节”值得注意:前面说它建于北宋“大中祥符四年”,可是后面所引用的林嵩《太姥山记》一文中,已明确写到了国兴寺。换句话说,既然唐代的文章里已出现“国兴寺”,《三山志》如何又说国兴寺建于北宋“大中祥符四年”?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种可能,一是林嵩《太姥山志》不是唐人文章,而且是宋大中祥符四年之后所写;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承认林嵩为唐人,《太姥山记》为唐人文章,如果这样,那么,《三山志》说国兴寺建于北宋“大中祥符四年”,就是错误的。

清嘉庆《福鼎县志》就明确指出《三山志》的看法是错误的:

国兴寺,在八都。一名兴国寺。《州志》:“在太姥山东。唐乾符四年,僧师待建,今废。石柱、石塔、石池尚存。”《三山志》:“国兴院,宋大中祥符四年置。”误。

这段文字在引用《三山志》并指出其错误之前,引用了《福宁州志》。《州志》一改林嵩《太姥山记》的“含混”,明确指出国兴寺就是唐乾符四年由僧师待所建。笔者查万历四十四年《福宁州志》,对国兴寺的记载如下:

国兴寺,在十都,太姥山之东。唐乾符四年,僧师待建。越二年,林嵩始为《山记》。” 寺今圮废,而石柱、石塔、石池尚存。

无独有偶,清乾隆《福宁府志》的说法基本与《福宁州志》相同。此中有一个信号比较强烈,就是“越二年,林嵩始为《山记》”一句,是为支持国兴寺始建于唐乾符四年这个观点的一个注脚和佐证,编纂者有意在此做了一个强调,它说明,当时《福宁州志》《福宁府志》的编纂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,而加以辨别后得出了结论。如果这个结论正确,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,师待是唐代乾符年间的一位和尚,他最早在此结庐而居,而有了最初的国兴寺。

但是细查林嵩《太姥山记》的不同版本,文字也不尽相同,包括紧接在“山旧无寺”后面“僧师待始筑居于此”的这个时间,谢肇淛《太姥山志》所收林嵩《太姥山记》是“乾符间”(以下简称“乾符版”),而万历四十四年《福宁州志》、清乾隆《福宁府志》和清嘉庆《福鼎县志》所收的林嵩《太姥山记》,均写为“祥符间”(以下简称“祥符版”)。

林嵩为唐代之人,按常识,唐人文章中不可能出现宋代皇帝年号,有人依此认为《太姥山记》是后人的伪作,或此林嵩非彼林嵩,为宋真宗时人,但现存收录或引用这篇文章的史籍并不都是清一色的“祥符版”,而有的就是“乾符版”,如上文所述《三山志》“兴国院”条下的引文和谢肇淛《太姥山志》收录的《太姥山记》。所以,在这种情况下,“祥符版”就显得比较可疑,而“《太姥山记》是后人伪作”和“林嵩是宋真宗时人”的结论也显得逻辑不顺、证据不足,相比之下,“乾符版”的逻辑就较为合理。

其实,细读谢肇淛的《太姥山志》,也能感觉谢肇淛本人也是倾向于“乾符版”。他在《太姥山志》的卷上“国兴寺”条中讲得很明确:“在玉湖庵后三里许,唐乾符四年建,今址犹存。”在自己的《游太姥山记》一文中说道:“从间道走国兴寺,寺创于唐乾符,故甚宏丽,今其遗址犹存。”他的《国兴废寺作》一诗也有“绀殿高标半有无,老僧犹自忆乾符”句。而且他在《太姥山志》“卷上”的开头语中也明确写道:“乾符四年,勅建国兴寺于山麓,僧师待居之。”依据以上,可以判断谢肇淛就是认为国兴寺是建于唐乾符年间的。我想,谢肇淛作为一位专门为太姥山修志的对待学问认真严肃的学者,对于国兴寺始建时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,应该有过审慎的比对和研究,因此,相比其他几本综合性地方史志,笔者更愿意采信他《太姥山志》里的观点和结论。

行文到此,细心的读者可能又会发现另外一个“细节”,就是“乾符四年,勅建国兴寺于山麓,僧师待居之”这句话里的“勅建”二字,而且这句话说是勅建国兴寺之后再让僧人师待居住,这与以上几则史料记载的由僧师待自己创建又有不同。回到“勅建”,查清代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,也是明确说:“乾符四年勅建国兴寺于山麓。”乾符为晚唐僖宗年号,唐僖宗有无勅建国兴寺,因为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撑,暂不宜肯定其确有其事,等待更多的史料发现。

综上史料,比对唐僖宗乾符四年(877年)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(1011年)两个时间,笔者以为,国兴寺始建于唐僖宗乾符四年比较可靠。今人徐晓望先生在《福建文明史》一书中也认为:“《福宁府志》《福鼎县志》所载的林嵩《太姥山记》一文有一个错误:将僧师待倡建国兴寺的时间,误记为祥符年间,因而导致《三山志》也跟着犯了错误,以为国兴院建于宋代的大中祥符四年,实际上,该寺建于晚唐的乾符四年。”

审慎起见,或许我们不必像徐晓望先生这样在肯定“乾符版”的同时完全否定“祥符版”,结合后面将要谈到的国兴寺遗址考古发掘情况,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,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,即:国兴寺有可能始建于唐乾符间,而中兴或重建于宋大中祥符间。

历史面貌

作为太姥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寺院,国兴寺是古代游太姥山者必去的景点,而且人文底蕴深厚的寺院及其遗址是文人墨客吊古抒怀很好的“对应物”,所以国兴寺在古代太姥山诗文中的出现频率很高,我们可以在古人的诗文中窥见当时的大约面貌。明代莆田人林祖恕《游太姥山记》中这样描写:

宫殿犹自瑰伟,壁嶂柱础,尽是玄晶,大可拟建章,丽可比祈年,而台沼宽拓,恐昆明、太液不为过也。

面对遗址,林祖恕展开浪漫的想象,说兵燹之前的国兴寺,规模之大可以与汉时长安的建章宫相比,宏丽程度可以与北京的祈年殿相比,而遗址内的水池之大,也能与昆明湖和太液池相比。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,表达了面对这个遗址时的震撼,是这个如此恢弘的遗址才激发了他这样的想象。清代太姥山下名士王孙恭面对国兴寺遗址上的“撑天”石柱,断定这个昔日雨花台一样的丛林建筑原是一个美轮美奂的好游览地:

垣颓址废,犹余石柱撑天。昔为雨花台,今为狐兔穴。……国兴为丛林,玉湖为初地,皆美轮奂,堪驻游旌。

“森森玉柱攒云立,信是神皋一奥区。”的确,遗址上最夺人眼目的当数那些尚未倒下和已经倒下的石柱,由石柱之大完全可以推测殿堂的宏伟,所以,许多诗文就不免对那些石柱发出感慨,如明人陈仲溱《游太姥山记》写国兴寺遗址:“金身剥落,绀殿荒凉,然石柱或竖或侧,有三百六十,令人凄然。”明人陈五昌诗:“石柱攒云三百六,更谁重复旧人天。”崔世召也有诗云:“石柱摩云百楚楚,欲坠不坠生苍苔。”传说国兴寺遗址有石柱360根,现已考古发掘出约200根,传说应当不假。

诗文中的国兴寺是如此宏大而瑰丽,那考古工作者眼中的国兴寺又是如何呢?我们且看两次考古情况。

第一次考古是2001年9月至11月,福建省博物馆(即今福建博物院)等单位对国兴寺遗址进行了正式的发掘,揭露出宋代建筑遗迹,出土了一大批遗物,基本弄清了国兴寺的布局和年代。2015年11月至2016年9月,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调查与勘探,区域比第一次大大拓展,进一步摸清了国兴寺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存状况。

结合两次考古工作揭露的早期遗迹初步分析,在平面布局上,整体而言,国兴寺遗址因地势,以现存的石柱大殿基址为中心,往南、往北构成一条中轴线,东西对称分布天井、花台、厢房等建筑,排列错落有致。两次发掘清理揭露的宋代遗迹群,构成了国兴寺遗址现存早期遗迹的核心内涵;同时遗址周边现存的其他附属建筑,如现存宋代“楞伽宝塔”、另一处石塔遗迹、舍利塔遗迹等史迹以及不同时期建筑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出土、采集的各类考古遗物,生动形象地呈现了国兴寺遗址至宋代以来“历经兴废,存续至今”的景观风貌。

大殿结构较为特殊,它建在高约0.9米的须弥座台基上,面阔仅一间(7.1米)、进深三间(长达10.5米以上),周边环绕宽2米的回廊;东西两侧设有宽5至5.6米的过道,与东、西厢房相连;南侧设有踏步与甬道相连。这种面阔小于进深的佛教建筑在宋代较为少见。各个建筑单位之间均设有排水暗沟,沟口用石板雕凿成如意形状;天井、甬道均用平整的条石铺成;在天井外侧设有宽1.2至1.7米的环状花台。寺院的各个遗迹单位,均为石构,尤其是须弥座台基、甬道、天井、寺塔等,制作考究、刻工精美,是近年来福建省发现的同期建筑中的精品。这些都表明,宋代国兴寺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制作、规格较高的寺院建筑。

根据考古初步确定,国兴寺的修建年代可以追溯到北宋中期,但没有明确的实物证据说明国兴寺的始建年代可以早到唐代。在遗址出土的众多遗物中,尚未发现一件年代可以早到唐代的遗物。这是一个遗憾,但笔者以为也属正常,因为两次考古均属于有限度的考古。正如第二次考古发掘的《报告》中所指出的: “发掘工作只揭露到宋代地层即停止,对于遗址北部的情况,尤其是遗址是否存在早于宋代的地层堆积和遗物不甚明了。”“不甚明了”不等同于“没有”。就史料来说,有不同的记载,也有争议,但毕竟还有大量的史料明确说明国兴寺始建于唐代。另外,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论,结合太姥山佛教兴于唐而盛于宋的发展轨迹,始建于唐代的国兴寺,其建筑肯定是比较简陋,甚或只是僧人的结茅而居,那些最初的建筑物件要么被雨打风吹去,要么被后来的建筑覆盖,所以目前有限度的考古发掘,没有发现唐代的遗物实属正常。国兴寺第一次考古《报告》也指出:“我们认为国兴寺始建于唐代乾符四年(877年)是可信的,只不过那时寺院可能属于初建阶段,规模不会太大。”

第一次考古发掘的《报告》还根据相关史料而认为,国兴寺是封建政府扶持建造的寺院,势力强盛,影响广大。但根据石构建上刻有的文字了解,寺院的一些建筑也由僧人舍建,如石构甬道东西两侧刻有“僧道隆舍”“中阶一所”;还有如“僧道晓奉……舍钱造法……阶道一所……”“当山比丘林纯奉舍”“福生院比丘建慈舍”等。有些建筑则是由民间普通信众捐建,如方形水井,井沿上刻有“弟子李闰及妻叶六娘并男女等舍口造井一所”;还有石桥,如“才保弟子王迁敬造石桥一所上答四恩下资九有政和辛卯十二月誌”;还有如“黄俊邦两男石……施财造一间斋”“方家山境方公腾造”“南峰李宅郑三娘造”“白鹄境余惠舍”等。除了接受民间人士捐建,也接受民间捐舍田地和林亩的供养,其中有一次较大的捐舍是在南宋初年(绍兴年间),由太姥山下的黄十七(讳诉)“将田四十石、山林数里,舍在太姥山国兴寺,永充母林氏五娘坟”。因为黄十七母亲林氏的坟墓在太姥山,所以他捐舍田四十石、山林数里给国兴寺,以供养母亲的坟墓。另外,从出土的大量宋代瓷器的底部墨书有“住”“常住”等文字可知,国兴寺属于十方丛林,任何外来的游方和尚均可在此挂单常住,研习佛学经典。因此可以说,国兴寺是一处由封建政府敕建、高僧望族积极参与、在广大信徒中有着重要影响的高规格禅寺。

总之,综合史料和考古分析,笔者认为,太姥山国兴寺始建于唐代后期的乾符四年,兴盛于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,宋元时遭焚毁,在元明之际、清代晚期也经历过一定规模的修建、重修活动。一千多年来,历经兴废,存续至今。作为太姥山佛教发源地之一、历史上重要的佛教道场,如今,国兴寺仍然是太姥山一座重要寺院。尤其是国兴寺遗址,它是福建迄今发现保存最好的宋代佛教建筑遗址,是福建宗教名山太姥山佛教文化兴衰的历史见证,也是中古以来中国东南佛教历史之缩影,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、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,作为太姥山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,对于提升太姥山风景名胜区的文化品格、发展文化旅游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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