摘要：石刻 李步登 摄石井 徐龙近 摄残碑 李步登 摄太姥山楞伽宝塔 李步登 摄国兴寺遗址 白荣敏 摄 □白荣敏太姥山国兴寺，位于太姥山风景区内，坐落在乌龙岗东麓峡谷一处相对平坦的山坳中。南宋淳熙《三山志》记为“国兴院”，明万历四十四年《福宁州志...
石刻 李步登 摄
石井 徐龙近 摄
残碑 李步登 摄
太姥山楞伽宝塔 李步登 摄
国兴寺遗址 白荣敏 摄
□白荣敏
太姥山国兴寺，位于太姥山风景区内，坐落在乌龙岗东麓峡谷一处相对平坦的山坳中。南宋淳熙《三山志》记为“国兴院”，明万历四十四年《福宁州志》记为“兴国寺”，清乾隆《福宁府志》则记为“兴福寺”。因太姥山高处摩霄峰有白云寺（又名摩霄庵），二寺在太姥山地位显著，里人呼白云寺为“上寺”或“上院”，国兴寺则被呼为“下寺”或“下院”。寺名“国兴”或者“兴国”，寄寓着对国家兴盛的宏大祈愿。如今的国兴寺，为上世纪末新建，有大雄宝殿、太姥圣殿、地藏王殿、客堂等，新建殿堂呈线型依山分布，前沿紧挨旧国兴寺遗址。国兴寺遗址2005年被公布为福建省第六批文物保护单位，因考古发掘，目前遗址上旧基裸露，大量建筑构件遗存露天堆放，中殿遗址上七根大石柱岿然矗立、直指云天，令人触目浮想：这样的一座寺院，始建于何时？历史上有过怎样的辉煌？本文就围绕这两个问题做一番探讨，来一次国兴寺的“探古”之旅。
始建时间
关于国兴寺的始建时间，由于史料记载不一，如今也没有一个定论，这里试着根据现有史料进行粗浅的分析，意在抛砖引玉，就教于方家。
目前可见记载国兴寺的最早史料是林嵩的《太姥山记》。林嵩，福州长溪县赤岸（在今霞浦）人。唐咸通年间，在太姥山麓之灵山建草堂读书。乾符二年(875年)进士，在朝中任职。广明元年(880年)，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，林嵩束装归里，栖居太姥山旁的灵山之中，纵情山水，期间游览太姥，并作有《太姥山记》。其文曰：
山旧无寺，乾符间，僧师待始筑居于此。……游太姥者，东南入自金峰庵；东入自石龙庵，即叠石庵；又山外小径，自北折而东，亦入自石龙庵；西入自国兴寺，寺西有塔；北入自玉湖庵，庵之东为圆潭庵。国兴寺东有岩洞，奇石万状……
文章说太姥山本来没有寺院，是唐代乾符年间有一个叫师待的僧人开始在山上建寺居住，但没有明指师待所建是哪座寺院。文章紧接着提到金峰庵、石龙庵（叠石庵）、国兴寺、玉湖庵、圆潭庵等多座寺庵，后面还提到白云寺（包括摩尼宫），如果此文为林嵩所作可信，那么林嵩时代太姥山就已经有了这么多座寺庵，国兴寺是其中的一座。
我们再来看南宋淳熙《三山志》对国兴寺的记载：
国兴院，望海里，大中祥符四年置。太姥山旧名才山，《力牧录》云：“容成先生尝栖之。”……王烈《蟠桃记》……林嵩《记》云：“先是无寺，乾符间，僧师待始筑居于此，乃图其秀拔二十二峰示林陶。陶因名之……”
《三山志》的体例，“寺观”后附“山川”，所以把太姥山的有关情况放在“国兴院”条下介绍，而且，在太姥山的介绍后面，还附了林嵩《太姥山记》的部分内容，这使人不得不对林嵩《记》中所述“僧师待始筑居于此”的这座寺院与国兴寺有更多的联想。
但是，《三山志》中的这段“国兴院”文字有一个“细节”值得注意：前面说它建于北宋“大中祥符四年”，可是后面所引用的林嵩《太姥山记》一文中，已明确写到了国兴寺。换句话说，既然唐代的文章里已出现“国兴寺”，《三山志》如何又说国兴寺建于北宋“大中祥符四年”？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种可能，一是林嵩《太姥山志》不是唐人文章，而且是宋大中祥符四年之后所写；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承认林嵩为唐人，《太姥山记》为唐人文章，如果这样，那么，《三山志》说国兴寺建于北宋“大中祥符四年”，就是错误的。
清嘉庆《福鼎县志》就明确指出《三山志》的看法是错误的：
国兴寺，在八都。一名兴国寺。《州志》：“在太姥山东。唐乾符四年，僧师待建，今废。石柱、石塔、石池尚存。”《三山志》:“国兴院，宋大中祥符四年置。”误。
这段文字在引用《三山志》并指出其错误之前，引用了《福宁州志》。《州志》一改林嵩《太姥山记》的“含混”，明确指出国兴寺就是唐乾符四年由僧师待所建。笔者查万历四十四年《福宁州志》，对国兴寺的记载如下：
国兴寺，在十都，太姥山之东。唐乾符四年，僧师待建。越二年，林嵩始为《山记》。” 寺今圮废，而石柱、石塔、石池尚存。
无独有偶，清乾隆《福宁府志》的说法基本与《福宁州志》相同。此中有一个信号比较强烈，就是“越二年，林嵩始为《山记》”一句，是为支持国兴寺始建于唐乾符四年这个观点的一个注脚和佐证，编纂者有意在此做了一个强调，它说明，当时《福宁州志》《福宁府志》的编纂者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，而加以辨别后得出了结论。如果这个结论正确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认为，师待是唐代乾符年间的一位和尚，他最早在此结庐而居，而有了最初的国兴寺。
但是细查林嵩《太姥山记》的不同版本，文字也不尽相同，包括紧接在“山旧无寺”后面“僧师待始筑居于此”的这个时间，谢肇淛《太姥山志》所收林嵩《太姥山记》是“乾符间”（以下简称“乾符版”），而万历四十四年《福宁州志》、清乾隆《福宁府志》和清嘉庆《福鼎县志》所收的林嵩《太姥山记》，均写为“祥符间”（以下简称“祥符版”）。
林嵩为唐代之人，按常识，唐人文章中不可能出现宋代皇帝年号，有人依此认为《太姥山记》是后人的伪作，或此林嵩非彼林嵩，为宋真宗时人，但现存收录或引用这篇文章的史籍并不都是清一色的“祥符版”，而有的就是“乾符版”，如上文所述《三山志》“兴国院”条下的引文和谢肇淛《太姥山志》收录的《太姥山记》。所以，在这种情况下，“祥符版”就显得比较可疑，而“《太姥山记》是后人伪作”和“林嵩是宋真宗时人”的结论也显得逻辑不顺、证据不足，相比之下，“乾符版”的逻辑就较为合理。
其实，细读谢肇淛的《太姥山志》，也能感觉谢肇淛本人也是倾向于“乾符版”。他在《太姥山志》的卷上“国兴寺”条中讲得很明确：“在玉湖庵后三里许，唐乾符四年建，今址犹存。”在自己的《游太姥山记》一文中说道：“从间道走国兴寺，寺创于唐乾符，故甚宏丽，今其遗址犹存。”他的《国兴废寺作》一诗也有“绀殿高标半有无，老僧犹自忆乾符”句。而且他在《太姥山志》“卷上”的开头语中也明确写道：“乾符四年，勅建国兴寺于山麓，僧师待居之。”依据以上，可以判断谢肇淛就是认为国兴寺是建于唐乾符年间的。我想，谢肇淛作为一位专门为太姥山修志的对待学问认真严肃的学者，对于国兴寺始建时间这样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，应该有过审慎的比对和研究，因此，相比其他几本综合性地方史志，笔者更愿意采信他《太姥山志》里的观点和结论。
行文到此，细心的读者可能又会发现另外一个“细节”，就是“乾符四年，勅建国兴寺于山麓，僧师待居之”这句话里的“勅建”二字，而且这句话说是勅建国兴寺之后再让僧人师待居住，这与以上几则史料记载的由僧师待自己创建又有不同。回到“勅建”，查清代顾祖禹《读史方舆纪要》，也是明确说：“乾符四年勅建国兴寺于山麓。”乾符为晚唐僖宗年号，唐僖宗有无勅建国兴寺，因为没有更多的史料支撑，暂不宜肯定其确有其事，等待更多的史料发现。
综上史料，比对唐僖宗乾符四年（877年）和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（1011年）两个时间，笔者以为，国兴寺始建于唐僖宗乾符四年比较可靠。今人徐晓望先生在《福建文明史》一书中也认为：“《福宁府志》《福鼎县志》所载的林嵩《太姥山记》一文有一个错误：将僧师待倡建国兴寺的时间，误记为祥符年间，因而导致《三山志》也跟着犯了错误，以为国兴院建于宋代的大中祥符四年，实际上，该寺建于晚唐的乾符四年。”
审慎起见，或许我们不必像徐晓望先生这样在肯定“乾符版”的同时完全否定“祥符版”，结合后面将要谈到的国兴寺遗址考古发掘情况，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，它们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，即：国兴寺有可能始建于唐乾符间，而中兴或重建于宋大中祥符间。
历史面貌
作为太姥山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寺院，国兴寺是古代游太姥山者必去的景点，而且人文底蕴深厚的寺院及其遗址是文人墨客吊古抒怀很好的“对应物”，所以国兴寺在古代太姥山诗文中的出现频率很高，我们可以在古人的诗文中窥见当时的大约面貌。明代莆田人林祖恕《游太姥山记》中这样描写：
宫殿犹自瑰伟，壁嶂柱础，尽是玄晶，大可拟建章，丽可比祈年，而台沼宽拓，恐昆明、太液不为过也。
面对遗址，林祖恕展开浪漫的想象，说兵燹之前的国兴寺，规模之大可以与汉时长安的建章宫相比，宏丽程度可以与北京的祈年殿相比，而遗址内的水池之大，也能与昆明湖和太液池相比。作者运用夸张的手法，表达了面对这个遗址时的震撼，是这个如此恢弘的遗址才激发了他这样的想象。清代太姥山下名士王孙恭面对国兴寺遗址上的“撑天”石柱，断定这个昔日雨花台一样的丛林建筑原是一个美轮美奂的好游览地：
垣颓址废，犹余石柱撑天。昔为雨花台，今为狐兔穴。……国兴为丛林，玉湖为初地，皆美轮奂，堪驻游旌。
“森森玉柱攒云立，信是神皋一奥区。”的确，遗址上最夺人眼目的当数那些尚未倒下和已经倒下的石柱，由石柱之大完全可以推测殿堂的宏伟，所以，许多诗文就不免对那些石柱发出感慨，如明人陈仲溱《游太姥山记》写国兴寺遗址：“金身剥落，绀殿荒凉，然石柱或竖或侧，有三百六十，令人凄然。”明人陈五昌诗：“石柱攒云三百六，更谁重复旧人天。”崔世召也有诗云：“石柱摩云百楚楚，欲坠不坠生苍苔。”传说国兴寺遗址有石柱360根，现已考古发掘出约200根，传说应当不假。
诗文中的国兴寺是如此宏大而瑰丽，那考古工作者眼中的国兴寺又是如何呢？我们且看两次考古情况。
第一次考古是2001年9月至11月，福建省博物馆（即今福建博物院）等单位对国兴寺遗址进行了正式的发掘，揭露出宋代建筑遗迹，出土了一大批遗物，基本弄清了国兴寺的布局和年代。2015年11月至2016年9月，福建博物院文物考古研究所进行了第二次考古调查与勘探，区域比第一次大大拓展，进一步摸清了国兴寺遗址的分布范围和保存状况。
结合两次考古工作揭露的早期遗迹初步分析，在平面布局上，整体而言，国兴寺遗址因地势，以现存的石柱大殿基址为中心，往南、往北构成一条中轴线，东西对称分布天井、花台、厢房等建筑，排列错落有致。两次发掘清理揭露的宋代遗迹群，构成了国兴寺遗址现存早期遗迹的核心内涵；同时遗址周边现存的其他附属建筑，如现存宋代“楞伽宝塔”、另一处石塔遗迹、舍利塔遗迹等史迹以及不同时期建筑的叠压打破关系和出土、采集的各类考古遗物，生动形象地呈现了国兴寺遗址至宋代以来“历经兴废，存续至今”的景观风貌。
大殿结构较为特殊，它建在高约0.9米的须弥座台基上，面阔仅一间（7.1米）、进深三间（长达10.5米以上），周边环绕宽2米的回廊；东西两侧设有宽5至5.6米的过道，与东、西厢房相连；南侧设有踏步与甬道相连。这种面阔小于进深的佛教建筑在宋代较为少见。各个建筑单位之间均设有排水暗沟，沟口用石板雕凿成如意形状；天井、甬道均用平整的条石铺成；在天井外侧设有宽1.2至1.7米的环状花台。寺院的各个遗迹单位，均为石构，尤其是须弥座台基、甬道、天井、寺塔等，制作考究、刻工精美，是近年来福建省发现的同期建筑中的精品。这些都表明，宋代国兴寺是一个经过精心设计制作、规格较高的寺院建筑。
根据考古初步确定，国兴寺的修建年代可以追溯到北宋中期，但没有明确的实物证据说明国兴寺的始建年代可以早到唐代。在遗址出土的众多遗物中，尚未发现一件年代可以早到唐代的遗物。这是一个遗憾，但笔者以为也属正常，因为两次考古均属于有限度的考古。正如第二次考古发掘的《报告》中所指出的： “发掘工作只揭露到宋代地层即停止，对于遗址北部的情况，尤其是遗址是否存在早于宋代的地层堆积和遗物不甚明了。”“不甚明了”不等同于“没有”。就史料来说，有不同的记载，也有争议，但毕竟还有大量的史料明确说明国兴寺始建于唐代。另外，从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论，结合太姥山佛教兴于唐而盛于宋的发展轨迹，始建于唐代的国兴寺，其建筑肯定是比较简陋，甚或只是僧人的结茅而居，那些最初的建筑物件要么被雨打风吹去，要么被后来的建筑覆盖，所以目前有限度的考古发掘，没有发现唐代的遗物实属正常。国兴寺第一次考古《报告》也指出：“我们认为国兴寺始建于唐代乾符四年（877年）是可信的，只不过那时寺院可能属于初建阶段，规模不会太大。”
第一次考古发掘的《报告》还根据相关史料而认为，国兴寺是封建政府扶持建造的寺院，势力强盛，影响广大。但根据石构建上刻有的文字了解，寺院的一些建筑也由僧人舍建，如石构甬道东西两侧刻有“僧道隆舍”“中阶一所”；还有如“僧道晓奉……舍钱造法……阶道一所……”“当山比丘林纯奉舍”“福生院比丘建慈舍”等。有些建筑则是由民间普通信众捐建，如方形水井，井沿上刻有“弟子李闰及妻叶六娘并男女等舍口造井一所”；还有石桥，如“才保弟子王迁敬造石桥一所上答四恩下资九有政和辛卯十二月誌”；还有如“黄俊邦两男石……施财造一间斋”“方家山境方公腾造”“南峰李宅郑三娘造”“白鹄境余惠舍”等。除了接受民间人士捐建，也接受民间捐舍田地和林亩的供养，其中有一次较大的捐舍是在南宋初年（绍兴年间），由太姥山下的黄十七（讳诉）“将田四十石、山林数里，舍在太姥山国兴寺，永充母林氏五娘坟”。因为黄十七母亲林氏的坟墓在太姥山，所以他捐舍田四十石、山林数里给国兴寺，以供养母亲的坟墓。另外，从出土的大量宋代瓷器的底部墨书有“住”“常住”等文字可知，国兴寺属于十方丛林，任何外来的游方和尚均可在此挂单常住，研习佛学经典。因此可以说，国兴寺是一处由封建政府敕建、高僧望族积极参与、在广大信徒中有着重要影响的高规格禅寺。
总之，综合史料和考古分析，笔者认为，太姥山国兴寺始建于唐代后期的乾符四年，兴盛于北宋中后期南宋前期，宋元时遭焚毁，在元明之际、清代晚期也经历过一定规模的修建、重修活动。一千多年来，历经兴废，存续至今。作为太姥山佛教发源地之一、历史上重要的佛教道场，如今，国兴寺仍然是太姥山一座重要寺院。尤其是国兴寺遗址，它是福建迄今发现保存最好的宋代佛教建筑遗址，是福建宗教名山太姥山佛教文化兴衰的历史见证，也是中古以来中国东南佛教历史之缩影，具有重要的文物价值、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，作为太姥山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对于提升太姥山风景名胜区的文化品格、发展文化旅游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。
